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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夫:在散文的形式里招魂|文学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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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8-1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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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夫:在散文的形式里招魂|文学志  余世存,诗人、学者,毕业于大学中文系…

原标题:野夫:在散文的形式里招魂|文学志

  余世存,诗人、学者,毕业于大学中文系。湖北随州人,现居。做过中学教师、编辑、公务员、志愿者等。曾任《战略与管理》执行主编,《科学时报》助理总编辑。主持过十年之久的“当代汉语贡献”。已出版的主要作品:《非常道:1840-1999年的中国话语》《传》《世:我们时代的状况》《家世》《大时间:重新发现易经》《东方圣典》(合编)《立人三部曲》《一个人的世界史:话语如何改变我们的世界》等。

  如果我的记忆没错的话,从《别梦依稀咒逝川》开始,土家野夫从深夜的孤独里抬头,开始了他独特的散文言说。这个深夜必以酒引睡的酒鬼,这个“一流的朋友、二流的情人、三流的丈夫”,做过、囚徒、书商,一直在汉语写作的边缘地带寂寞地生活,能以《汉书》、《离骚》下酒的风流才子;终于破门,邀请天地、日月和历史作伴,为我们谱写了一系列的挽歌。这些带着酒劲的挽歌回肠荡气,既浇灌了野夫个人的块垒,又回馈、揭露、也荣耀了汉语世界。这些挽歌是在文明转型退潮之际的一次庄严洄溯,是乡愿和犬儒社会里的一次人格演出,具有深广的忧患意识,透露出若干重大消息。如同华夏文明需要荆楚蛮地的屈原来增富其诗性品格和灵魂维度一样,当代汉语世界在野夫那里找到了最恰当的情感形式:野夫先生为我们确立了心灵、肝胆和魂魄。这也是我要来谈论的一个事实,因为这个当代散文里最重要的收获至今仍只为少数人所认知。

  在野夫的文章里有大量的死亡。朋友李如波,一个才华横溢、学究天人的民间思想家,因为过早了时代社会的把戏,而选择隐匿的生活方式。中国之大,何处有香丘?李如波从退到中学,从深情到禁欲,在“清苦和落寞的光阴里”熬干了自己,在45岁的盛年从容赴死。大伯超,一个被组织彻底编织了命运的理想主义者,“被诊断出胃癌,他的依旧因为罗明的存在而难以恢复;他依旧只能按退休人员的医疗费用来辗转病榻。当1989年他再次看见他父子追求拼命所建立的,又再次上演骇人听闻的悲剧之后,他彻底了……嘱托我给他买来一瓶安眠药。之后,他就开始等待最后时刻的到来。”

  父亲的死亡,“1994年的冬天,我在的陪同下赶回恩施奔丧。父亲……决意要将一切胸中块垒都化为灰烬----他唯一的遗嘱是把骨灰撒向清江,让流水带他回到老家。”

  祖父的死亡,他“用他的麻绳抛上屋梁,挽一个结像打条领带,将自己苍老的头颅套了进去……他的尸体被拖到他捐建的义学的场坝里,而且还脱走了他身上的每一件衣服……祖父的暴尸仪式维持了几天,宋干部自己也觉得无聊时,决定命令永阶伯的儿媳,将我祖父扔到村边的天坑中去。”

  伯父们的死亡,“他们被到巴东县城,然后,大伯神秘的死亡,被扔进了长江,尸骨。二伯被送往着名的沙洋农场,29年后终于回家时,他已经老得记不清他究竟是什么了。”“二伯独自回到了他的故乡,他幸存的儿女还在那深山的贫困线下挣扎。他已失去了土地,也没有了蜗居,他只好寄身于一个岩洞,放羊维持着他的风烛残年。然后早于家父一年悄然萎化。”

  伯母们的死亡,“大伯母和二伯母在突然遭受这一连茬打击后,她们失去了继续生活的勇气。在没有了男人的农家里,她们深知接踵而来的将是怎样的和加害。那时她们各有四个儿女,最大的也才15岁,已经使得她们无力面对这一群弱雏。妯娌俩就在两个伯父押走的那个深夜,选择了最悲怆的死,她们用同一根绳索,在同一个房梁上,投缳自尽。”

  地主之子费文学们的死亡,“费文学很快就被秘密了,他那些忠义相随的兄弟也接着在以后的肃反等运动中在逃。一个人的就这样平息了,血流进土地,化为污泥,连故事也将在岁月的罡风中荒芜。”

  李盖武的死亡,“在土改时,被架在火上活活烤死。”牛冠荫的父亲牛友兰的死亡,“斗牛大会开始,父亲跪在,儿子在台上。以乡村二流子为主所组建的农会,当场用铁丝穿进其父的鼻子,并命令他来牵牛。他没有办法,只好去牵。其父地摇摆,鼻骨被拉断。农民不忍,群起工作组,并为其父解开。一个为中当地贡献多多的乡绅,边区的参议会议员,回家后开始,三天后气绝身亡。”

  地主之殇,“我一同学的母亲,因是地主婆而被反剪双手;冬天的河水寒彻骨肉,几个街坊老人被下河捞枪,因为他们曾经是地主。我今天知道,这个国家那时还有许多比此更甚的。在湖南道县大兴,曾经短暂流行把地富全家老幼皆处死的悲剧。这种的,是如何被培养到程度的呢?”

  中员的死亡,“吴国桢的一个叔叔是该镇的保长,但他同时也是一个地下。大伯他们的组织活动和会议,都在这个保长家举行,因此也获得了安全和,否则必将他的学长何功伟在恩施的。许多年之后,大伯才知道,就是这个白皮红心的保长,竟然在50年被土改工作队给了。”

  除了这种制造的死亡外,野夫也地记录了20世纪的死亡,“许云的丈夫何功伟也是着名的书生报国的人——他果然于他的誓言,在40年代被陈诚判处死刑,于我的故乡恩施。至今他的青冢还在五峰山的烈士墓园,陪他一起长眠的还有另一个女人——刘蕙馨。”

  跟新一样以罪被枪决的杨文生,“那时的还基本保留古代的形式,人被,读完判词即被插上写有的尖锐木标。我看见那削尖的木片从他后领中进去时,他呲牙咧嘴显得很痛苦,但喊不出声音来。我们一些胆大的孩子骑着自行车狂追,就在城郊的田野上,他被掀了下来,踢跪在冻土上。者熟练地在一米之内对其后背,他猛然仆倒,卷曲的身体挣扎了几下,便永远地安静了,枪声似乎还在山谷里泛出回响。无数男女老少都在围观,实在是像这个无聊社会的一场喜宴,死者的血正好成为大众调味的盐。有个去把尸体翻过来,并解开了他的衣服,我们惊奇地看见了左胸上的弹孔还在汩汩淌血,最后的余热袅袅飘散在寒冷的大地上。”

  这些死亡或弥漫着死亡气氛的场景、原因大体相同,它们都是文明变异的结果。无论主动赴死还是被人,无论孤老生灭还是红颜薄命,都是因为文明中国发展到20世纪,无论如何、改良、发展、进步,这个文明或这个国家都、轻视个人,个人的和福祉。即使,也绝非个人的努力或性格命运使然,而是缘自国家、社会对个人的。野夫回忆母亲投江前,“她感叹物价涨了,城里生活太贵,然后说她要病了就是我们的拖累。”野夫写外婆:“她有过怎样孤独或者委屈的早年,于我则已不详了。我只知道在我童年时她每提起她的童年,总要老泪纵横。”更不用说那些组织、对生命的随意处置,予取予求。

  野夫也对死因做过天问般的。在历史的宏大叙事中,就像一件庄严的事业。“在当年,这些人都是国家的读书种子,是人中龙凤,他们为何会选择对一面画着凶器的旗帜起誓,要去从事一件确实当时法律的事业呢?那么多的才子才女要投奔延安,要不惜斧钺加身地去,他们并非热衷于越货的人啊?”野夫更做了揭露的工作:“当我现在拿着他们这些通信含泪阅读时,我看到的不仅是两个可怜的‘组织’下的男女,被莫名的情缘和一生,我更加惊觫的是,我看见了一个如此的党领导的内心。这个组织从40年代开始,就这样慢慢剪除那些真正的理想主义者,而留下这样一些人来把持朝纲,建立自己的庙堂,继续进行着对所有善良人们的加害。”

  在国家的大舞台上,的中国就像退化到洪荒丛林世界里的一场游戏:“他的部下之一杀俘,向上级报告说匪俘逃跑被他们。他是头,他得承担责任,为了自己人的安全,他只好默许--部属先去解开绳索,要匪俘各凭逃生,他们三人在月光下点杀那些四散而逃的生命,能侥幸逃出他们神枪的大抵所剩无几。”

  在组织、意识形态、线斗争的中,就像是一串逗乐的插科打诨。“那个冬天,我们被组织起来去参加一个大会——要一个叫杨文生的。在那些含糊不清的判词中,我们隐约听出,这个不杀不足以平的人,其原来是在抓了那四个人后,他依据传统演义小说的推理和经验,认为这是一次宫廷。他不断到处和,反对华的中央,号召人们要继续捍卫毛,反对的。在此之前,他还是小城着名的派,当然,也肯定过一些基层干部。”

  野夫的招魂意味是显然的。“一个个给过我少年养分的老人,似乎都在夕阳中列队,向一个叫着彼岸的地方出发。此岸的悲苦伴随了他们一世,我没有任何信心和能力,足以把他们留在。”

  招魂的野夫甚至如鲁迅所说“抚哭的吊客”:“一个生命就这样打发了。在此之前,北方还有个叫着新的女人,死得更惨。这两个人的完全一样,但的内容恰好又完全相反。我们可以称张是死于她的智慧和,但杨却更像是因其愚蠢和迂执而死。问题是他们都是那个时代,敢于思想和表达的人——不管后世如何评价其思想的正误。他们除了思考和表达之外,并未去组织放火。是的,他们是以言获罪的人。而,是任何一个文明国家都要写进的。但同样为了这点可怜的,张成了悲剧英雄,杨则永远还是。”

  但野夫同样在追问存在的:“闻一多先生当年在《死水》中的呐喊----这不是我的中国,不对不对----那悲愤的声音是否还在他们这一代者心中回响?而今,故人已渺,我已经无法去他们那苦涩的心灵了。”

  在汉语的散文史上,在20世纪以来的中国,除了鲁迅外,很少有人这样集中地、地叙说死亡。

  20世纪的汉语主题一度是救亡图存,解放,,,那些主题几乎都是宏大叙事,意识形态霸权。即使救亡,也把个人生命,而服从服务于一种的文明单位:阶级、种族、国家、发展、稳定,等等。死亡,在现当代中国,不再是生命的自然归宿,不再是成熟事物的必然经历;而成为、丑陋的生命。早夭、横死、同类相残、物化。无论是秋高马肥,还是穷极无聊,都可以都在以“你死我活”的游戏中消遣。乡村、土改游戏、党派斗争、线斗争、斗争,军战、商战、文化战、经济战、网络战,在中国你方唱罢我登场。而中国人对生命的夭折毫无顾惜,人们说,死是为了更好地生。因此,在几千万人战死、几千万人饿死、几百万人被斗死之时,人们说,中国进入了一个新时代,一个新天新地,一个繁荣、强大、崛起的时代。

  死亡因此在中国演变成一种空洞的形式:由党人发明的会,大大小小地在这个国家召开着,故作庄严、热烈其实空洞地着死亡。活着的个体越来越恐惧死亡,并在死亡之光的追照下飞快地,地糟蹋文明资源:祖先的遗产和子孙的。这在文明史上也是空前绝后的,因为中国人向来有着美好而重大的天人境界,事大。对中国人来说,都得事之以礼,死更得葬之以礼。20世纪以来的中国人却成为没有家教、没有文明的类人孩,那样无心肝也规避心肝地从事死亡的人生游戏。死亡成为语焉不详、避而不谈的事物,成为活人难堪、用尽一切办法的应付。,都会成为民族的化妆事件。成千上万被饿死、被洪水地震等裹埋的人民大众,成为他们的宣讲自身的好材料,成为恩典的好名目。甚至汉语世界里的英雄圣贤,如陈独秀、瞿秋白、林昭、新、、李慎之、等人,在告别这个世界之时及之后,不得不再一次承受和流俗的和损害,因为无勇无力叙说他们的,因为类人孩们无心无胆深究他们的。

  即使当代众多涉及过死亡的作家,也多只是给我们呈现了伤痕、复仇、炫耀等等心理,远未能将历史、现实的中国人尊之以礼。正是缺乏这种自尊和尊重他人的品质,缺乏对中国社会的记录,中国作家们提供的文学答卷多是不及格的。诗人廖亦武悲怆地不无地说:他从未在中国作家笔下看到比现实更有想象力的东西。在廖亦武之前的半个世纪,有着同样情境的缪斯阿赫玛托娃则诗人们:“我们怎么会这样不负责任,竟没有觉察到雷鸣般的脚步声,在向我们宣布的,不是日历上的普通一年,而是真正灾难性的二十世纪?”

  野夫的散文把死亡:一个个具体的死亡呈现了出来。在他的笔下,每一个亡魂都有名字,都有其不可更易不可让渡的生命。事大,生,事之以礼。死,事之以礼。野夫写她的母亲:“乱发在风中飘飞,有谁曾知她的高贵?”写外婆:“她所到之处,皆会赢得所有人的尊敬,包含那些对我父母有意见的人,都会在背后夸耀她的美德。”“我高中时即爱和父亲厂子里的工人摔跤比武,一次把踝骨摔折了,父亲一怒之下去把那工人骂了一顿。外婆是从来不说女婿的,但这次她却轻言细语地――说不该责怪别人,一定是孩子自找的,否则工人怎敢来摔坏你的孩子。父亲诺诺无言,他是服理的。外婆去世后,我第一次看见父亲涕泗交流,他是真正地这个具有高贵教养的老人。”写李盖武:“我曾在农民的家中,片段地读到过李氏家训----多么善良的训条啊----这些世代传承维持了乡村秩序几千年的文化传统,我们终于彻底地弄丢了,再也难得找回。”写仇老汉:“这个曾经身怀绝技的武夫,在李家后的几十年岁月中,像一个古代的义仆守着恩主的坟茔般守望着李氏祠的落日残照。”写李如波的理想:“最美的生活是善良,平等和文明,最好的工作是为未来做几件切实有益的事情,最甜的笑由于淡淡的幽默。人们不以平静的心灵的时代,才是人性真正解放的时代。”

  和死亡甚至由近及远,在野夫笔下传达出一种普遍性:“父亲用沉默着他的,也一定用隐忍埋藏着他的耻辱。我相信我这一代人的父辈,多是少言寡语之人。他们用一生的压抑来努力遗忘那些不堪回首的往事,以至暮年往往崩溃。”

  对解读20世纪中国史的人来说,如果他要判断中国一个世纪的演进成就,就让他问问野夫笔下的死者吧。如果他要把自己拔出文明人之列,跟大而无当的国家进步、党派利益、民族繁荣站在一起,就让他问问那些死亡者吧。那些死亡者,从20世纪的历史深处,一直到当代,都像被无形的命运之手扼住了喉咙,他们先后死去,却都白白地死去了。以他们为肥料的大历史、大国家、大党并没有、优秀、强大起来,因为在历史的真正悲剧中,悲剧人物永远不可能被,的只是那些歌队、那些残民寄生的物类。因此,在放弃宏大叙事之后,在打量这一个个死亡者之后,我们可以发现死亡者们自然的神性。他们为宏大性所、、屠戮,因而最富于人性,也最富于神性。

  历史借助于野夫的文笔,让我们真切地懂得,我们又厌倦的中国家园,仍有着高贵、和人性之美。我们争先恐后地逃离欲奔向美好明天奔向发达社会,而为我们弃置不顾的当代社会,仍有着可歌泣的、可典范、可为之的存在方式。野夫把一个中国农民的忠诚、中国地主的美德、农民和地主的死亡组成了统一的历史风景,野夫把的劳作、国家与时尚的勾勒成一个画面,野夫还原了组织、隐士、文化和爱情。是野夫告诉了我们,在中国生活的边缘,我们中国人民不仅有着羔羊般温驯的气度,而且绝不缺乏一样矗立的高贵品性。多亏了野夫,我们才知道,为拜物主义、拜金主义和发展主义毫无顾惜的中国,有着、、死亡也难以的明德至善。借用勃兰兑斯的话说,野夫的挽歌既是送行又是招魂,那些死亡站在野夫歌声的光影里,我们看见他们的忧伤、从容、自主,他们经历了一个个的恐怖或无望的场景,他们的脸色苍白而严肃。但他们的落寞带有诗意,他们的引人同情。借用帕斯捷尔纳克的话,野夫笔下的亡者,他们的痛苦是笔墨难以描绘的,他们的痛苦使忧愁变成一种心病。他们的情怀是值得钦佩的,他们的行为是值得纪念的,除此之外,让我们怀着同情的心,再在他们所的面前低下头颅吧!

  除了这样意义丰富的死亡主题,野夫还贡献了我们中国人的另外两大主题:恐惧和。

  我们的文明向来以伦理学问见长,天伦之乐、天人合一,在我们中国人的夸耀性品质里,忠孝、、信爱似乎了生活的方方面面。但野夫却出我们的恐惧,的恐惧产生了和愚蠢,如此扭曲着我们的人性。据说斯大林曾说过一句话:使人恐惧比受人尊敬更伟大。野夫回忆说他的童年即在恐惧中,恐惧成为我们中国人生活的核心内容,难怪会有伟大光荣正确的装饰性说法了。

  如前说,中国现当代死亡的变异特性,使得野夫散文中的死亡无一不跟恐惧和相连。人的死亡观念是蒙召,进入天堂,所以他们的死亡仪式庄严。我们中国人则向来,人死如回家休息,故圣贤说,大哉死乎,君子息焉,我们文化推崇的死亡有一种从容、诗意。但野夫笔下的死亡却少有庄严、从容,那些死亡是突然的、跟有极致的冲突,那些死亡是生命的非正常休止,那些死亡反证了的恐怖和。

  不仅党人先后制造了白色恐惧和,让我们至今记忆犹新,而且枪杆子里面出和的观念也深入,成为我们的前提和边界。因此,虽然野夫笔下的死亡更多地属于普通大众,但那些寻常的死亡,如瞎子哥、幺叔、李如波们的死亡,却无一不我们这个所谓的文明民族的。

  野夫在提及恐惧和时似乎意犹未尽,他因此为恐惧和各自专门写文叙说。野夫写他的恐惧经历:“母亲是供销社的会计,一个却要负责财务报销审核,现在那些了的同事来报帐,都是先把往桌子上一拍。我们每天都在战战兢兢中进入黑夜。”因为充满了恐惧:“我亲眼目睹过两次武斗。一次是传说四川万县的‘黑色派’要来血洗利川,镇上的武装在318国道上架设和机枪,并埋下地雷。我至今都无法想象他们是从哪里弄来的那些电影里的利器,他们真诚地要为遥远的毛向另外的毛信徒大开杀戒。还有一次是一群饥饿的知青来了镇上唯一一家饭馆的馒头,全镇老少大打了一场巷战,像追杀日本鬼子一样将这几十个年轻的男人全部打瘫在街上。”

  恐惧衍生出,野夫写道:“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我一直为我童年的恐惧而羞愧,这种羞愧渐渐被岁月熬制成一种。我难以原谅他对我善良亲人曾有过的巨大以及对我——一个孩子的。”

  恐惧还衍生出愚蠢、荒诞,野夫写他小时候跟姐姐起,父亲在照片上代他们加上一句手书“我们姐弟永远忠于毛”:“当我读出我父亲当年的苦衷时,我油然而生一种惊觫——这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恐惧啊。我怎能相信父亲真的愚蠢到不知他的女儿,正因为毛而失学,他正因为毛,而要承受漫际的和。但是在那个年代,他别无选择,他像多数人一样要学会愚蠢以求自保。”

  这样的恐惧显然不只属于野夫的孩童时代,也属于我们当下。野夫对的描述,对集体生活的描述,可以让每一个当代读者明见他的本质。

  跟恐惧相辅相成的主题就是“”了。“”在我们的生活中无处不在,或者说,它就是我们的前提:“我们去报案,他们说人一月后再去备个案即可。我们去民政局求助,他们说没有寻人的职责。我们去,他们说上级不允许播寻人,走失的太多了。我们自己复印招贴满街去贴,的跟着就撕,逮着还要罚款。整个国家没有一个救助机构可为我们分忧,我的母亲就这样走失在她的祖国。”

  野夫反躬自省,他对也曾,他是从六岁开始就把和视为情有可原且法无可惩的正常生活。那一年,他在老师的下,和同学们一道去一个小偷,那个穷得想给孩子偷三尺布的农民,在大人的孩子们的下,“不停的哀号,地手舞足蹈,汗如雨下,双眼现出死亡的寒光。我挥了几下便因恐惧而悄然住手,而和孩子还沉浸在自己编织的绝妙游戏中。最后,我看见他喉咙嘶哑只剩鱼唇般的无声张合,身体摇晃如失去平衡的风筝,在极限的一击下砰然栽倒……”

  野夫笔下的似乎已经司空见惯:“我们早在孩童时代,这段怵目惊心的语录就被谱成了流行歌曲,整个国家都响彻着它恐怖的回声。在的旋律中,孩子们优雅地挥动出身不好的同学,老师吃屎,,着无数的人们。我这一代,估计很少有晕血的人,因为在我们的少年阶段,眼中早就着淋漓的鲜血,对许多人生,早已见惯不惊。”

  野夫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他的文字精准、诗意,又不乏子曰诗云般的典故和博学,他在传统、现代之间出入自如。但他又绝非传统或现代意义上的纯粹文人,在他寥寥几笔的论述中,我们可知他是一个同样对农民的历史、土地问题、极权主义心理、现代性问题关注极深并有自己见解的志士。

  野夫论述传统中国的土地问题:“在封建社会,君主虽然认为天下即朕,但在实际的非疆域概念的耕地制度上,是承认私田的。也就是说,除开朝廷征占的公田,部队开发的屯田,分封赏赐的职分田,其它自耕田、永业田和庄园均属私有。你只要向按亩纳税即可,民间的私相买卖和授受皆不干预,只作登记收税。明朝鼓励人民开荒造田,给地15亩,免征三年,有余力者不限顷亩。洪武二十七年诏曰:额外恳荒,永不起科。这意味着你自己筚蓝缕开拓出来的田地,连税赋都放弃。所以在明朝,官田仅占百分之十一,清朝则只有百分之四点五。”在这样的论述中,我们可以明白,20世纪的中国,无论以什么名义,、国家利益、管理效能,对土地的生杀予夺,都是对文明的。

  野夫论述农耕文明生态:“土地在各家之手,投放同样的种子却并不能获得同样的收成。皆能逐渐拉大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于是,有的要典地,有的要卖田,自然便有人收购。一切皆由市场经济在,往宿命上说,人生的祸福还自有许多看不见的因缘。就这样,同一片大地上便有了地主、富农、中农、贫农和雇农。”这样的论述有如《圣经》中的神谕和智慧:原来那地上的穷人永不断绝。这样的明见是对一切制度决、进步论和历史规律的解毒剂。野夫的解救之道也同样有着历史和天人情怀:“满人入主后,还知道征召起用晚明的遗老,对那些拒不奉诏的不合作主义者,也基本容其自生自灭而不。一个国家的气太重,终非好事----这当是所谓人主皆知的事。”野夫论述说:“辛亥的成功,起先靠的还是驱除鞑虏的民族主义口号;但真正取代清室时,采用的却是优抚之法,而非如苏俄十月后对沙皇一家妇孺俱屠。这才叫,没有这种宽容,就不可能真正的。美国的南北战争,北方打的也是解放黑奴统一国家的大旗。两军相对,血流漂杵,一旦南军言败,不仅不诛降将,不罪附逆,连资助叛军的奴隶主也不予追究责罚。这种民族和气度,才能奠定真正的制度。”这种解救暗合《圣经》的:我吩咐你说,总要向你地上穷乏的弟兄松开手。暗合中国圣贤的智慧:并育而不相害。在任何制度、对策里,爱、都比制度和对策本身更重要。

  野夫还对组织一词进行了梳理,野夫说,“组织”作为名词,似乎是从日语演变的一个外来词;在古代汉语中,它只是一个动词——编织或者。这个名词的引入,最初大约只是用于医学抑或生物,比如细胞组织;其历史不会超过100年。但就是这么短的一点时间内,这个词忽然发酵般膨胀起来,成为20世纪迄今风靡整个中国的一个社会性名词。它刚开始还只是表示根据一定的目的、任务和系统结合的集体或者,比如;但随着主义运动的狂飙突进,这个毫无定性的词语,竟然会在辞典上衍生出一个专有的义项——特指。野夫做了阿伦特意义上的极权主义分析:发明组织的人,是按机器原理设计的这个,个体的人在组织中,不过类似某个螺丝、刀片一般的部件而已。任何个人主义和主义,都是组织所不允许的;组织只会地提倡集体主义,会用无数来帮助你遗忘作为人的个性和人性。而且,有组织就会有纪律,面对这种暗中制定秘密掌握的律条约法宣誓——这一古老的习俗却是向中国自古而来的江湖学习的。在孙中山最初把这一甚至的手段引进到现代社会的党团制度中时,其誓词曾经常骇人听闻的——叛党违誓者将被诛杀老幼。在“联俄联共”的北伐时代,我们今天的组织,也学会了这一手段,所以“抛头颅、洒热血”这样气十足的语言,才会成为我们今天仍然流行的恐怖汉语。

  这样的明哲,使得野夫在论述历史时,有一种理解之从容。即使他在谈论主义时,仍对其抱着了解之同情:“恩格斯在论述到土地问题时,他所主张的仍是由赎买再来分配给穷人。这正是马克思主义主义的魅惑所在,也是它起初曾经吸引许多悲悯的知识的原因。”

  这样的论述在野夫的文章中虽不多见,却构成了野夫文体极为珍贵的一个部分。它亲切、平等而温暖,自觉觉他,展示了一个现代中国人关怀的宽广和深度。它告诉一切意识形态论者、专家论者、精英论者,现代中国人不能被代表,一个诗人、作家,一个乡间野夫同样对国是、对历史和现实有自己的见解。野夫实践了现代国民的文明:的性,对的用心。如同启蒙以来的哲学家断言并为发达国家的所实践的:现代人通过来实现自己。野夫实践了现代知识人的人格,,,本身即一,人格在国家社会层面之上。野夫实践了中国文明的匹夫立身原则,天下兴亡在他心中,如传统汉语的华夏人物:山中野夫,俨然国士。

  跟诗歌一样,散文向来被中国人称为当行本色。散文是中国人最重要也最有成就的表达方式,天朝文章似乎是我们最值得骄傲的人生经验。即使五四以来的仁人志士们揭露了天朝文章瞒和骗的事实,证明传统文学不适应世界之中国经验,而以新文学启蒙国民。但新文学主流化后也日益,阔后变脸、势利,向献媚,成为跟现代格格不入的玩意和摆设。我在《惜语》中说过:“白话文运动已经百年,谁能料想吾人能还魂借尸,现代汉语最先最大的在于它的。”“在发达国家复杂精巧的文明制度面前,吾人社会丑陋不忍卒睹,吾人面对复杂束手无策,动辄得咎,咎则归于民智和异族利己,仍如求救于语言文宣,求教于瞒骗。现实愈恐怖,吾人语言愈华美;现实愈,吾人语言愈有福。于是,碰撞,几乎重演大清帝国的悲剧。”

  关于中国文章可以展开成巨制长篇,但对于它的特征其实可以诉诸常识。我在《破碎》一文中提及:“轴心时代的诸子,孔老墨庄孟韩屈平,几乎都出身于贵族,游走于诸侯,就食于豪门。……即使周文有蔽,春秋临乱,世衰道微,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者不可胜数。……但这个上的言语、、粮食连同活人,都属于上流社会,都属于君王贵族。”

  我在《破碎》中还说:“这可能永远是中国作家的耻辱。中国的作家很少表现人的内心世界,更没有将人的内心创造出一个跟同样强大的认知王国。写作在中国作家笔下似乎完全成为游戏,一种自己处于优越地位的工具。”“中国文字过早地为国家(王朝)征用,它本来比类天地,却在的控制里越来越枯瘦、灰暗,它不属于引车卖浆之流。它穿透不了规模、、,而依附于生活,狐假虎威,。最终这些干枯的文字反制,使得出身最底层的人接触了它,也会忘记自己的来和去处,忘记自己生于的德性。甚至那些或贵族们在罪苦的缝隙,所发出的微弱的呼吸,所喊叫出来的话语,都如同狂风中的落叶,从来没有成就出一个绝大的不可逾越的世界。”“中国文明要活画出它那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是难的。中国文明要成就出一个的人来,是难的。的思想家观察到,在中国文明里,只有君王一人是的;这其实仍是。在中国,从圣贤到,到贩夫,没有人超越了他的秩序,而获享真正的。”

  尽管一再有人总结汉语作家的成就,总结中国散文的辉煌,但这些成就在经验并表达中国人的方面是可怜的。那么多的散文作家,却少有站在国家社会层面、站在历史的维度上的人格,少有作家站在人生和社会的维度上说话,少有作家为我们提供中国人的个人和社会,少有作家表达我们中国人的现实关怀和终极关怀。

  因此,中国文学,尽管每隔一个世代会有一次新生旅程,如新文化运动中的文学,如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文学号召,如时期的现代派文学追寻,但这些文学最终了,成为文明的、的帮闲。这其中,最为严重的,莫过于文学通过而了国民的,使得在管制和异化的双重和损害中的国民自觉,认命地接受了丛林、社会主义、存在即合理等奴性思维和顺势思维。历史学家观察到,中国现代转型的每一次启程,文学率先呐喊,成就却不敢恭维。社会学家出,中国现代转型的制度建设,每一次国民平等、式的制度磨合,结果最终在制度未定型时先定型了社会结构:上下分层,人分三六九等,如《动物庄园》一书中最后的法律:所有的动物一律平等,但有些动物比其他动物更加平等。

  以此反观我们当代中国,经过三十年的经济建设,社会结构早已定型,而制度建设仍遥遥无期。即以前的城乡二元结构中的农民阶层为例,今天的中国农民不仅在一世代的时间内没能突破二元结构的壁垒,而且在行政框架的管制下,又增添了资本、知识异化的人生困境,于是,这个中国的贱民阶层,几乎被永远踢到了小康更不用说现代性的门槛外面。今天,列入中国八大或十大阶层中最具人口优势的农民,其社会结构定型的现象已经触目惊心,更令酸的乃是其的定型。在文学中国的帮忙帮闲里,农民阶层注定是一个节日里的喜剧对象,是一个天生与现代国民待遇有别的粗鄙、无教阶层,是一个精气神完全败落、自主、而必然被代表者,是一个有着不为外人所知却可为外人欣赏、玩味的农家乐对象。而在这一定型的中国生态里,各个阶层彼此隔离、相互歧视甚至抱有,各个阶层各自则有认知障碍。

  这种定型的现象是惊心动魄的。用我的类人孩概念,这意味着定型的中国国民在人类进化的阶梯上停步不前,他们心灵封闭、自以为是,难以沟通。因此,我们以现代文明的眼光打量,不免发现一些阶层的返祖、退化,而且他们成为丛林的物类,成为的。甚至从代际上说,五四新青年们比他们的孙子孙女一代人,要百倍千倍;而80年代开始表达的野夫,比新千年的网络新新人类们要、宽容百倍千倍。三个世代的现代转型,都以、融入国际大家庭、为世界做贡献、回归人类文明主流等宣示他人,却一再地向他国宣战、以无赖手段叫嚷反击了“”,事实却光棍般地“光荣孤立”,就分别有义和团、、左愤和右愤的新新人类网民,在“中国劫”中充当了僵尸魅影。

  在最近一次的现代转型里,我指的是三十年来的,即向右转的“中国劫”中,最初的个性解放、文化启蒙早已发生了变异。在我们中国各个阶层的心理结构深处,国家大于个人,个人利益最终依附国家利益,你的名字比我的生命更重要,等等宏大叙事,跟个人生活的纵欲、奇特地扭曲又统一于一体。在我们中国国民的辞典里,在我们集体记忆或个理深处,人生等于、成功、富贵、小康、总动员起来的欢乐文艺歌会、奥斯维辛般窒息了的快乐大本营,等等,人生社会没有身体的感受、没有的追求。

  我曾经说过,对于以来活着的中国成年来说,是暧昧的、羞辱的。那些少年时代的梦想是一个作家或物理学家,梦想做画家或斗士的中国人,他们在当代中国转型的悲喜剧里成功转型,发了或成为成功人士的人,应该承认自己面对人性的阳光。所有当代中国的成年们,我们这些类人孩们,扪心自问,我们不能说我们是绝对正直的人,是清白的,是所有人也即人性的榜样。我们要承认中国的污染和匮乏,承认中国人的、和。任何一个在中国繁荣或中国崛起里活着的成年,或任何一个在中国转型里建功立业的人,都不能说我们是所有人也即人性的裁判,都不能说我们活出了德性和,我们得承认我们跟这个经济繁荣的国家一起,毛孔里滴着血和的东西。对祖先、文明、人性和我们的孩子来说,我们都有一些难以启齿的事。

  遗憾的是,中国的灵魂记录者们很少面对这样的事实。对暂时功成名就或小康了的汉语作家来说,快乐大本营氛围下的挽歌和记忆是不合适宜、不识时务的,但对野夫来说,即使社会真的繁荣、中国真的崛起,他个人也有表达。尽管野夫是给朋友们中带来笑声最多的人,他的幽默、口才令人叫绝,但野夫绝不奉迎这个时代,相反,野夫表达了一种中国人的存在主义,这是屈原、李杜、苏东坡、曹雪芹、鲁迅以来的语言和文字。

  野夫表达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意义上的扪心:“我只担心一件事,我是否配得上我所受的。”所以野夫会写挽歌,会为他亲历亲闻的民胞物与作下而不朽的记录。野夫表达的是托尔斯泰的德性世界:“你罢!”是审问意义上的尼采、布莱希特、帕斯捷尔纳克。尼采开明义表达说,他要谈论的是即将到来,而且不可能以其他形式到来的事物:主义的。布莱希特在《致后代人》诗中开篇即说:的确,我生活在的时代。帕斯捷尔纳克则借之口同样,“三天后,我将复活”:所有的时代将从中涌出,像木排,像商队的木船,依次涌来,接受我的审判。野夫不止一次地痛惜:“一个民族的,是如何在高压下殆尽的,我们现在终于可以理解为什么在日后的历次运动中,有那么多的家人内部的和互相。要恢复这些基本的人性底线,我们还有漫长的要走啊。”他的挽歌写作,显然既是哀挽,又是审判,因为汉语借他之手了人性的最高价值和最终归宿,汉语借他之手完成了一次律:在我,我必。如同网络读者们明见的,野夫“组织后的命运”一类文字,既不像论文,又不像散文,更像一自成经典的声讨书。

  这也是野夫的散文难以在汉语散文中归类的原因。散文的野夫不同于当代那些写历史大散文或思想散文的作家们,后者多在经济的怀抱中自觉。散文的野夫不同于五四新文学先贤,后者太自信了,他们的也太明确了。散文的野夫也不同于唐宋八大家,后者即使有道统自觉、也为道统所统一了,何况他们仍属于士大夫阶层。

  把野夫跟的圣贤和才子们相提并论,似乎有拔高野夫或说将野夫攀附之嫌。但我们需要明白的是,即使在一个极度犬儒化的社会里,有人“依然在仰望星空”,仍会有灵魂跟灵魂对话,甚至有向人类历史上那些伟大的。的确,在野夫最寻常的句子里,我们也能感受到他的认知、人格的期许,他早已越过了乡愿犬儒之辈,而跟历史上那些巨大的灵魂相伴。野夫早已在领域选择了自己的家族,这是屈原、司马迁、陶渊明、李白、杜甫、汤显祖、徐文长以来的“神圣家族”。他也确实以自身的努力成为这个家族的一员。

  同样,我们需要的是,野夫只是一个当代中国眼里的浪子,是一个热爱生活的边缘人。一如所有那些为文明纪念的圣贤英雄才子佳人(一如野夫纪念那种消逝的文明女人漱玉),那些神圣家族的,在其生活的时代里,都是流俗眼里的寻常者、边缘者、失意者、偏执者。野夫完全明白自己的,他不止一次地怀疑自己,“这些苍白的文字又何以能承载那无数的往事?”而仅仅念及他的亲友的死亡,就“足以砸碎他寄命那一点点虚妄的自足”。因此他的挽歌是招魂,招亲友亡魂,也招自己的魂魄,他的招魂是在诉说自己的心灵。我在《破碎》中提到屈原:“屈原最早以失意贵族的真诚揭露了这种人与文字合谋的,他公开地、淋漓地诉说自己的内心感受,他生活在贵族之中,但他如印度王子一样有着不容的心灵高贵和美,他是我们民族历史里第一个诉说自己心灵史的人。”野夫出身于土家贵族之后,他像屈原一样伤感。屈原的忧患大成是《离骚》,挽歌则是野夫的《离骚》。

  但野夫并不全然是抒情的,野夫散文传达了一种的极致,在情感、审美、历史之外,野夫还表达了一种力行的,一种兼爱意志。在野夫散文里有高贵在。挽歌最易,所谓长歌当哭,但野夫是精炼的、本分的,他对语言文字的恰到好处地落实为表达的和。那种文字里有一个人的大爱意志、平等和救世心肠。参照先秦诸子,散文野夫大概可以直追墨子。是的,散文野夫不属于汉语散文的传统,但他是屈原和墨子的结合。有人行兼孔墨,野夫却是言思兼及屈墨的。

  在这个意义上,野夫超越了流俗。他本来属于80年代,属于20世纪中国难得的80年代:大气、、积极向上,发现人的身体和之美。但80年代的人物命运并未完成,就撞上了发展和稳定压倒一切的90年代,野夫的同代人在时代面前做出了选择,或者高升,或者退隐,或者。由80年代开始书写的人生文本至今成为一个人格的乡愿犬儒,成为与时俱进或咸与发财发展的时贤。这种或投诚是触目惊心的,以至于年轻一代的中国人悲愤地称引说,约翰-密尔的声音已经无数次敲打中国的窗门:“这片土地上还有人吗?”

  野夫的选择是意味深长的。他在武汉大学作家班过,毕业分配到海南,做了一名,是体制和主流生活中的成功者、天之骄子、事业的佼佼者。但1989年他经历了“时代的爱情”、“历史”、“”、“”,离职救赎,最终被打入。数年后出狱,为体制和主流所弃,不得不做了书商,为生计所苦。如此一来,年轻时的写作抱负不得不暂时放过,却在他心中愈积愈重,终于在近年喷薄而出,这种类似凤凰涅磐式的写作新生,几乎是一个奇迹。他怀抱80年代的人性理想并超越了80年代,更不用说超越了当代,而直接先秦屈子和墨子们的言和思。他的挽歌就是在同代人沉沦之时,在中国转型全局退潮并的今天,以自身示范,向历史和现实中的人性呼吁、。他为我们贡献了一个健全的现代人格,这一贡献是比他的挽歌更重大的贡献。

  如同屈原的投水,如同野夫亲人的投江,野夫的选择也是投水。上善若水。在中国,大概只有水是干净的。虽然今天的中国,水源已被污染。也唯有如此,水才是我们最值得投入最值得献祭的去处。

  野夫写李如波反感那些他的“集体主义”,“我们似乎打小就反叛,我们却永远留在某个队伍中,我也永远只能心怀惭愧地望着他渐行渐远的背影。”实际上野夫自己也做出了选择,无数中国人在求做奴隶和做稳奴隶的格局里活着,野夫早已了这种格局。借用野夫尊敬的迅翁所说的: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天堂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你们将来的黄金世界里,我不愿去。然而,当代中国社会的崛起、发财生活就是野夫所不乐意的。他的投水如同佛子所谓投海,他投的是海。是的,就连孔子也表明态度说,道不行,乘槎浮于海。野夫离开了上层精英或成功人士的模式,离开了的热闹,回到了平民大众之中。在悲悯海的挽歌里,野夫为现代中国人招回了不死的精魂。他让我们这些四分五裂、家教和历史传承的人明认:我们同为中国人。

  所有人类历史上那些最重大的人性呼号,都是从遥远的极地传到人们耳际的。当屈原在楚国的山川大地招魂时,楚国上下都还沉浸在崛起、并跟秦国建立战略性伙伴关系的之中。当徐文长在明代啼血、、疯狂时,明帝国的士大夫阶层正在书写文明晚期的纵欲、腐化、文本而自觉。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野夫选择了社会边缘的,选择了散文的形式为中国人招魂,这个招魂尚未被更多的中国人所听闻。但这一声音既然响起,它就再也不会消失,因为这一声音将使所有的山谷回音四起。“魂兮归来!东方不可以讬些。”“魂兮归来!南方不可以止些。”“魂兮归来!之害,流沙千里些。”“魂兮归来!北方不可以止些。”“归来归来!往恐危身些。”“魂兮归来,反故居些!”野夫死亡、恐惧和,而把中国的给我们,如同他笔下的:“于是他掩面痛哭,他摇着我的肩膀哭喊着――这就是我们留给孩子们的一个国家吗?”

  野夫,中国作家,《江上的母亲》获2010年获台北国际书展非虚构类图书大,是中国首位获作家。著有《乡关何处》《身边的江湖》《1980年代的爱情》《父亲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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