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来，在非虚构文学领域，关于二战的纪实性历史文学作品，成为读者热衷阅读的对象。与虚构的小说相比，非虚构作品的作者们，不另外“再造”故事，而是紧扣战争真实发生的事件本身。作者多是亲历战争，目睹战争，或是曾经从事试图无限接近战争的新闻记者。

　　有评论家说，今天人类生活状况，在很多方面都跟二战影响有关。对没有亲历过二战惨痛的人们，通过阅读，可以感受到茨威格笔下，因战争而对文明道德造成巨大破坏的“昨日世界”毁灭感优秀的日本文学作品。从而也更清楚明白，阅读战争，正是为了反对战争。

　　“士兵们挤在封闭的船舱里，就像罐头里的鲱鱼。他们分成小股队列分别向南、向西、向东前进。他们经过石制谷仓和拖着装有牛奶的铜缸的骡子，经过仍在兜售香水和丝质围巾的店铺……”美事历史学家、普利策新闻奖获得者里克·阿特金森在非虚构作品名作《黎明的炮声：从诺曼底登陆到第三帝国覆灭1944-1945》中，这样细致地描摹二战中的士兵。

　　1944年6月6日，盟军在诺曼底登陆成功，1945年5月7日德国投降。11个月里，盟军与德军在法国、荷兰、比利时和德国进行了一次次殊死搏斗。其中的惊险历程和惨烈交战，已被太多人记录、描摹。将目光投向这一段历史的《黎明的炮声》，有其鲜明的独到之处。

　　敌我双方的兵力兵器对比中国近代文学人物，作战序列、作战规划和执行过程，甚至有多张内容复杂的战役图，这些在关于战争的纪实作品最常见的内容，不是不重要，而是不新鲜，够枯燥。在这样的战史著作中，只能看到领袖、司令、军长如何下令，却看不到军官、士兵、百姓在面对战争、生死威胁的真实内心状况。

　　长期担任《华盛顿邮报》特约撰稿人的阿特金森，很清楚读者最想看到什么。他投入到战时的新闻报道、将士家书、人物访谈、士兵日记等能鲜活感受当时时代空气及当事人真实心理的资料中去。然后，他对一个时代，而不只是一场战争，进行有温度的还原。

　　在《黎明的炮声》第一节，作者并没有讲敌我兵力状况，而是描述英国当时的社会状况，比如气象干旱、生活物资、空袭避难、文艺演出，甚至英国妓女与美军官兵的易状况与价格。这些看似战争之外的细节，反而更能让读者体会到战争即将到来的意义。

　　作者也没有被将军们和家们的自大和浮夸牵住鼻子，而是用另外一种视角，看到那些所谓的大人物并不完美的一面。比如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在“市场花园行动”期间没有访问战场，是因为正忙着让人给他画一幅肖像画。

　　比起一般战争史作品多歌颂战争胜利的常规做法，《黎明的炮声》的高明之处还在于，作者敏感地捕捉到人性的复杂性。正义者击败者，固然伟大。但在这个过程中，正义者所暴露出的人性，也不是铁板一块，也有其不好的一面。

　　在“伟大而崇高”的战役中，胜利者的光荣固然重要，但战争本身的残酷性，给幸存者带来的还有令人难过的记忆：晕船的士兵对着雨披呕吐不止，发出异常可怕的声音，甚至堵塞了船底的水泵……他们记得，炮弹坠入浅滩后溅起的猩红浪花，机枪仿佛狂风吹落的冰雹般穿透海面，撕裂已经上岸的登陆艇……铲刀大小的迫击炮弹片掠过岸边，切断无数四肢和脖颈，在一片喧闹声中，负伤战友的凄厉嗥叫与战争上的哀号交织在一起……

　　生活在和平年代，读《黎明的炮声》，或许心中涌起的不是那一次战役的胜利荣光，更多的是，对战争本身的深恶痛绝，期待和平永驻的心情。

　　“巴黎烧了吗？”1944年8月25日，巴黎获得解放。阿道夫·希特勒在东普鲁士“狼穴”地堡里，向他的总参谋长约德尔上将发出这样气急败坏的责问。

　　美国记者拉莱和法国记者多米尼克，用了近3年时间搜集材料，翻阅美法德军事档案，采访上至艾森豪威尔、戴高乐高级助手、守卫巴黎的德国总司令肖尔铁茨，下至法、美、德军普通士兵和巴黎市民共800多人，全面呈现盟军现代作家文学宋会兵、戴高乐解放巴黎的全过程。

　　由于作者具有高超的叙事技巧，善于在习惯性宏大叙事中抓住灵魂般的细节，该书的阅读快感不亚于读一本扣人心弦的惊险小说。这让《巴黎烧了吗？》成为新闻史上的一部杰作。

　　比起介绍战争的战况，《巴黎烧了吗？》想要告诉读者的是：二战的巴黎现代作家文学宋会兵，发生了什么，具体是什么样子。在作者笔下，战时的巴黎保持了“轻松愉快”的心境：巴黎的美女似乎比以前更加美丽了。

　　4年的些微配给和每天骑车的锻炼，使她们身躯矫捷优秀的日本文学作品，双腿修长。那年夏天优秀的日本文学作品，她们时兴把头发包在头巾中，或者塞在饰花的宽边草帽中，仿佛直接从雷诺阿的油画中走出来的一样。

　　剧场3点钟开门，天黑收场，场场客满。全市各处漆成绿色的圆形广告柱上，贴的剧目广告有20多个。老哥伦比亚剧场在演出让-保尔·萨特的《没有出路》。巴黎仍完好无损。圣母院、卢浮宫、圣心教堂、凯旋门中国近代文学人物，所有这些举世无双的伟大建筑物曾经使这个城市成为文明人类的灯塔，在这场历史上最具有破坏性的战争中，5年来丝毫没有受到损伤。

　　《巴黎烧了吗？》中还用影像闪回的高超叙述方法，讲述战时巴黎发生过的真实故事。比如，一个犹太女子骑自行车沿火车道追逐一列不见踪影的火车，火车上有她正被送往集中营的丈夫……最后她居然阴错阳差地追上并见到了丈夫，用自己的方法将丈夫救了出来。这简直是一部好莱坞。

　　在人们熟知的印象中，二战结束的1945年，是一个英雄主义、充满胜利感的一年：自由世界战胜了法西斯。

　　新的秩序优秀的日本文学作品，、经济、意识形态、文化、价值观、科技，都以这一年为节点，告别旧世界。美好的现代世界，“诞生”，迎来“零年”。整个20世纪下半叶，乃至直到今天的世界发展脉络，都在这一年里埋下种子：欧洲福利国家、联合国、去殖民化运动、日本和平主义以及欧盟。一切看起来都很美。

　　《零年：1945——现代世界的诞生时刻》的作者伊恩·布鲁玛却认为，事情远没有那么简单和纯真现代作家文学宋会兵。旧世界已经摧毁，新世界尚未成形。布鲁玛敏感地观察到，“零年”后的世界，和平到来固然美好，但战争的阴影依然浓厚。狂欢般的喜庆背后，有正义的清算，也有失序的报复。

　　在死亡营的幸存者，解放带给他们的不仅是自由，还有流浪。因为大多数人的家园被毁了，即使没被毁，原先的住宅也住了其他人；哪里都不欢迎他们。善恶双方的界限，变得模糊了，唯一共通的是人性的自私感。正如书中德国作家波尔所说：“每个人掌握的只是属于自己的生活，以及任何落到他们手上的东西：煤炭、木头、书籍、建材。所有人都能理直气壮地指责别人偷窃。”

　　“这个世界是如何从废墟中站起来的？当数以百万计的人饿着肚子，一心只想报仇雪恨、血债血偿，又会发生什么？人类社会或‘文明’将何去何从？”布鲁玛在序言中写道。

　　布鲁玛敏锐地捕捉住稍纵即逝的时代情绪，提供了另外一种看历史的视角，描绘了历史的另一些面貌。让我们意识到，1945年不仅是二战胜利的光荣年份，还是让历史处于停滞和暧昧不清的艰难年份。这种思维时时提醒我们注意到，历史的丰富性与复杂性。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近代文学人物，伊恩·布鲁玛在大学期间攻读中国文学和历史，曾在中国香港生活7年，游历亚洲各地。他曾担任《远东经济评论》和《旁观者》杂志的记者，为包括《纽约时报》《纽约书评》《新闻周刊》在内的多家西方主流报刊撰写关于亚洲的和文化评论中国近代文学人物，自成一家，影响较大。

　　在写作风格方面，布鲁玛特别善于从小处和细节入手，将个人游记、新闻报道、文学批评、历史叙述、分析等各种文体，毫无缝隙地交融在一起，其深具魅力的叙述写法和诗意的文笔，令人折服。

　　1945年2月，太平洋上美日之间的战争进入最残酷最惨烈的阶段。在硫磺岛战役中，6名美军冒着弥漫的硝烟和四射的炮弹，将一面美国国旗插上硫磺岛最高点，极大地振奋了军心。

　　插旗的那一刻，美联社摄影师按下了快门。18个小时后，插旗手们英勇的照片，传回美国，成为各大报纸的头条。在6位插旗手中，幸存的3名士兵，在战事结束35天前，被政府以最快的速度调回国内，受命在全国各地做巡回演说，号召民众购买战争债券。

　　然而，3位插旗手并不想被放在高高的神坛上中国近代文学人物，他们真正需要的，是还原真实的自我，宁肯被当作普通人看待优秀的日本文学作品。此前还跟他们战斗在同一个战壕的兄弟手足，依然在战场浴血拼杀，默默无闻地死去。即便能活着回来，也不过是名普通的士兵，被人们渐渐淡忘。

　　3位插旗手感到愧疚。曾经一起战斗的战友们，死去的惨状，在他们心中投射出巨大的阴影。这让他们在良心深处，更隐藏着对战争的反感。他们有的把自己交给了酒精和毒品，以便忘却苦痛，有的故意尘封往事，对家人也不愿主动提及往事。

　　詹姆斯·布拉德利生于美国威斯康星州，长期从业于传媒界。一次偶然的机会中，他才得知，父亲约翰·布拉德利是当年在硫磺岛最高点插上旗帜的美国士兵之一。

　　面对父亲对此事多年的沉默，他从那张著名的插旗照片以及父亲保存下来的关于硫磺岛的资料为线索，开始探寻父亲以及另外5位插旗手的过去。探寻的结果，就是非虚构文学经典之作《父辈的旗帜》一书的问世。

　　书中，詹斯斯·布拉德利没有去精细描摹父亲和他的5个战友当年在硫磺岛插上旗帜时的英勇，而是着重描写他们后半生的心理及人生状态。

　　作者用深情的文笔写道：“也许这世上，并没有人们想当然的绝对意义上的英雄，只有我爸爸这样的普通人。最后我终于明白，为什么英雄的称号会让他们那么不自在。对我爸爸和这些人来说，他们出生入死，流血牺牲，都是为了他们的战友。他们也许曾为祖国而战，但他们是为战友而死，为了他们身前和身边的人。如果我们真要缅怀这些人，就应该记住他们真实的一面，我爸爸记住的那一面。”

　　提到奥地利作家茨威格，很多人会想到《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或《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其对陷入爱情的女人心理描摹得淋漓尽致。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作为世界一流作家的茨威格，最震撼人心的作品，并不是这些虚构小说。

　　1940年，时值法西斯势力猖獗，茨威格目睹他的“精神故乡”欧洲沉沦，对战争深恶痛绝乃至绝望选择了。此前，他完成了一本长篇回忆录，也是文学史非虚构名作《昨日的世界：一个欧洲人的回忆》。

　　一个精英知识分子，目睹一战的爆发，短暂的安宁后，再次迎来二战的爆发。人类为何一而再地陷入集体丧心病狂？战争的罪恶源头到底在哪里？选择与世界诀别前的茨威格，用他毕生积累的才华和见识，作了一番深入的骨髓剖析。

　　在这本回忆录中，茨威格开篇用大量篇幅，描述了和平年代的欧洲：科技进步、文化昌盛、秩序井然，“谁也不会相信有战争、和天翻地覆的变化。一切激烈的暴力行动在一个理性的时代看起来已不可能。”我们陶醉在和平保守的音乐之都中国近代文学人物，在剧院、博物馆、大学，在飘着音乐和花香的林荫道……生活是那么曼妙、那么从容不迫、那么富足安稳。”

　　随着工业时代的来临，与物质发达进步同时进行的，是传统的消亡和人性的淡漠。茨威格敏锐地发现，越来越多的人，不再用心品鉴文艺，也不多做思考和探索优秀的日本文学作品，极端民族主义盛行，最终导致无数狂热信徒拥戴一个纳粹狂徒，再次点燃了世界大战的战火。

　　茨威格的文笔如行云流水，细致而隽永，写出文明世界的美好和脆弱。最终他的结论倾向于：战争犹如一个魔鬼，常常在理智和常识沦陷的地方出现，它深深藏在人性中。

　　茨威格提醒我们，我们当下依然可能处于有隐隐的战争阴影笼罩着的世界。人类历史似乎一直是文明和野蛮的斗争，我们可以不那么悲观，但时刻不能忘记对战争魔鬼的警惕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