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业余写作生涯中，交往最久、感情最深的媒体有两家，一家是《湖北农民报》，一家是《江夏报》（原《武昌报》）。其中，我对湖北农民报的感情比对江夏报还要深些。湖北农民报是湖北日报农村版，是省级报纸，对乡镇一级基层通讯员来说，发稿难度大些；江夏报是区县一级报纸，发稿相对容易些，也就发得多些。

　　从1990年开始向《武昌报》投稿，到2003年《江夏报》停刊，十几年间，我一共写了四篇记录与《江夏报》交往的文章。其中，两篇分别是江夏报复刊10周年、20周年的征文，另一篇是自发表达对江夏报记者、编辑感激之情的心声，最后一篇是与《江夏报》的告别之作。

　　第一篇叙述我与《江夏报》（当时名称为《武昌报》）情谊的，是1990年的一篇征文。当年，报社举办了纪念武昌报复刊十周年的征文活动。我写了一篇应征之作《人生旅途中最忠实的伴侣》，记录了自己从初中起一直到当年这几年中与武昌报交往的一些零星记忆。后来，这篇文章获得了征文二等奖。这些事情在本专题《发表的第一篇文艺稿》中有详细记载，这里就不再多说了。

　　第二篇创作于1997年。我于1994年离开村小学，进入乡政府从事机关文字工作。在枯燥乏味的公文写作之余，我也偶尔写点新闻、文艺一类的作品。这样一来，跟《江夏报》打交道就比以前多些了，也认识了一些记者、编辑。他们都对我厚爱有加，给了我很多关心和帮助，如何振光老师用红笔逐篇批点了我那些未被采用的稿件；吴松林老师在我单身宿舍同我谈论新闻、文学；曹俊华老师在乡里采访期间，邀我跟他同睡乡政府招待室一个房间，我们晚上彻夜长谈；还有刘生静、胡春枝、李红安等记着、编辑，他们或与我促膝谈心，或来电、来函，耳传面授，不一而足。他们都是我今生难以忘怀的良师益友。对他们无私的关爱，我由衷地表示感谢。于是，就写了《感谢江夏报》这篇随笔，发在1997年9月17日的政文版上。

　　第三篇就是上面提及的第二次征文的应征之作。2000年，报社举办了纪念江夏报复刊20周年的征文活动。作为一名老读者、老作者，我自然也参加了这次征文活动，写下了《照亮我人生旅途的福星》一文，主要写的是江夏报给我的工作、学习、生活带来的种种帮助。后来，这篇文章获得了本次征文一等奖。不过，由于以前在纪念武昌报复刊十周年的征文中，我曾经获得过二等奖。那次虽然是二等奖，但它是在我刚向武昌报投稿的时期获得的，意义非同一般，印象特别深刻，以至于对这次的一等奖倒没什么印象了。

　　第四篇是与《江夏报》的告别之作。作为农村税费改革的配套部分，为了减轻基层负担，中央决定，区县一级今后一律不得办报。根据全国报刊整顿工作的相关精神，江夏报也将于2003年11月停刊。得知《江夏报》即将停刊的消息后，我们这些老读者、老作者，心里充满了依依不舍的感情，都有一种失落感。看了报上刊登的几篇告别之作后，我也感觉如鲠在喉，不吐不快。于是，我也写下了一篇话别之作《二十年不了情》，讲述同江夏报20年的交往经历，在11月30日的江夏报上刊出。这是江夏报出的最后一期报纸，我的这篇文章也随这期报纸一道情感文章素材图，成为一段历史，成为永久的纪念。

　　这篇文章刊发后，产生了一定的反响。许多人都说，这篇文章很感人。乡政协主席余善清同志说，老陈的文章比某某某的文章写得好，他的文章赶不上你。你的文章能打动人心，感人至深。原江夏报副总编辑吴松林老师在江夏报停刊后，转任区教育局副局长，后来又负责主编江夏区志。三年之后的2006年，他在跟刘生静老师等同事谈起江夏报往事时，自然谈到了我那篇告别之作，继而又聊到两年前那篇轰动全区的“扶贫风波”报道，想知道我的境况，他们特地抽时间驱车几十公里，跑到我所在的单位舒安乡政府来看我。他说，那篇文章看得他“潸然泪下”，他非要来看一下我，感谢我说出了他们这些老报人的心声。当他得知我的境遇很不理想时，极力鼓励我走出去。他说情感文章素材图，树挪死，人挪活，你最好换个环境，不要困死在这里。在他的大力帮助下，我于2007年初离开了舒安乡政府，来到了现在的单位，开启了一段新的人生。

　　听到江夏报停办的消息,作为该报的一名老读者、老通讯员，心理不由涌上一缕幽幽的伤感与遗憾。毕竟，二十年的交往所结下的情谊，一时确实难以割舍。

　　在我的记忆中，最早对一份报纸产生感情的，就是《江夏报》(那时叫《武昌报》）。当时，我仅是一名十四五岁的初中生。因为立志要靠科学种田来改变家乡贫穷落后的面貌，所以对凡有科学种田知识的报刊资料都尽力予以搜求。当时的武昌报正是最合适的对象:一是因为它好找,每个大队、小队都订得有；二是它期期都有科学种田专版，知识丰富；三是因为它是本县报纸，所登载的文章最具贴近性和指导性、实用性。那段时间，翻阅、摘抄江夏报上的科普文章，成为我课余最大的爱好与兴趣所在，乐此不疲，如痴如醉乃至废寝忘食。

　　报纸看得多了，便也想给报纸投稿。于是，生平第一篇公开见报的稿子就在1990年2月3日的武昌报二版头条刊出了。同年8月，在为纪念武昌报复刊10周年举办的征文活动中，我的应征之作《人生旅途中最忠实的伴侣》一文荣获二等奖。当年，又被评为该报优秀通讯员。

　　1994年从事乡政府兼职新闻报道员后，与江夏报的交往更密切了，写稿、投稿成了我工作情感文章素材图、生活的一大部分。由此，也结识了报社众多编辑老师：吴松林、何振光、胡春枝、李红安、刘生静、曹俊华等等。他们的耳传面授、悉心指点，让我受益非浅。时任副主编的吴松林，曾在我单身宿舍的简易床铺上，与我促膝长谈，从新闻到文学，从工作到人生，娓娓而谈，没有一点架子，没有一点傲气。同样，主持副刊的曹俊华，在乡里采访时，与我抵足而眠超级温柔的文案长篇，也是畅谈至更深人静。老报人何振光那种甘为人梯、奖掖后进的精神，更让我感佩不已。至今情感文章素材图，我还珍藏着几十篇布满他红笔批语的稿件。每当看到这些稿件时，何老师那和蔼可亲、谆谆教诲的面容就会浮上心头。

　　在与江夏报惜别之际，我对与江夏报的交往作了个简单的回顾与梳理。可以说，江夏报给我业余读报、写稿带来了四个“之最”：交往历史最长最久--从中学时代至今已整整20年；发稿数量最多---在已发表的600多篇文稿中，江夏报占400多篇；获奖次数最多---在因写稿而获得的30多个奖项中，江夏报占15个，其中，1994年至2000年，连续7年获江夏报优秀通讯员一等奖；结识的编辑、得到的指点最多---在与我有或多或少的交往的几十家新闻媒体中，没有哪一家能与之相比。可以说，我是伴着江夏报成长的，我的每一点进步，都离不开江夏报的鼓励和扶持。

　　（根据中央提出的县级城市一律不得办报的精神，江夏报于2003年11月30日出版最后一期后停刊。本文作为告别之作刊登在这最后一期报纸上。）

　　早在10多年前，我还是一名初中二年级的学生时，便深深迷恋上了《江夏报》（原武昌报）。记得当时很要好的一位同学的父亲是名生产队长，他家订有武昌报，于是，每个星期天，我便托他带来翻阅、摘抄、收藏，如痴如醉，乐此不疲。1990年，在为庆祝武昌报复刊10周年而举办的征文活动中，我的随感《人生旅途中最忠实的伴侣》一文，还获了二等奖呢！

　　此后，不同的交往经历，又带来了不同的感受.特别是1994年以来，随着投稿时间、数量的增长，与报社编辑老师们的交往日深，心中的感激之情也愈加深刻、愈加强烈。

　　记得1994年年初，我刚到乡政府从事兼职新闻通讯员时，向报社投的第一篇稿子因失去时效性而未能采用，但报社老编辑何振光老师很快就写来亲笔信，既指出了原委，又热情鼓励，使我感到心里暖乎乎的，增强了写稿的信心。

　　后来，我又陆续写了一些新闻稿件，除经编辑老师们修改、润色采用了一部分外，仍有不少未被采用。照一般报社常规，未能采用的稿件是“一律不退稿”，更别说想得到编辑的只言片语了。然而,这次又出乎我意料之外,何振光编辑又用了一个大信袋,将我未被采用的十几篇稿件悉数退回;更令人感动的是,每篇稿件旁,他都用红笔注明了不能采用的原因,或过于简单,或时效不强,或有悖政策,或要素不全等等,一篇篇,一条条,批注得清楚明白.我想,还有什么秘诀、窍门比这些批语更珍贵呢？

　　何止何振光编辑一人呢？记得副刊编辑曹俊华在我乡采访时，白天我们外出采访，晚上同睡一室，谈新闻，谈文学，从区里讲到区外，从创作聊到评论，直至夜深人静，犹谈兴未已。还有朱社长、杨总编及刘生静、胡春枝、李红安等人，或与我促膝谈心，或来电、来函，耳传面授，不一而足。他们都是我今生难以忘怀的良师益友。

　　我感谢《江夏报》，我钦佩他们的客观公正。只要稿子有质量，不论你是否与编辑相识情感文章素材图，他们都会尽可能采用；反之，稿件质量差，即使是老熟人、老朋友，也可能遭“枪毙”。我这人生性木衲，平日从不跑编辑部，一年难得去上一两回，有时连领取一年一度的优秀通讯员证书都让别人代劳，至今，还与报社的部分编辑素不相识。尽管如此，我仍然年年被评为优秀通讯员。

　　为了不负众师友的关爱，我想，今后不管工作事务多繁超级温柔的文案长篇，生活多累，还是要抽点时间，静下心来，为《江夏报》的版面做点拾遗补缺的事。（写于199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