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建党百年百篇文学短经典”系列，精选反映建党百年光辉历程的优秀中短篇小说与散文纪实作品100篇，向中国党成立100周年献礼。

　　“建党百年百篇文学短经典”的编选以主题性、性、思想性和艺术性的高度统一为标准。为保证内容的权威性与专业性，人文社邀请密切关注和深刻了解现当代文学发展的专家担任主编，经多次集体讨论、选出篇目后，又邀请来自中国作协、高校、评论界的外审专家进行了充分论证。

　　最终入选的100篇中短篇小说与散文纪实作品，按发表时间分为四卷：第一卷《开天辟地新航船》，收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作品；第二卷《崛起东方新中国》，收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改革开放之前作品；第三卷《劈波斩浪新征程》、第四卷《走进辉煌新时代》，收入改革开放以来作品。

　　《敬告青年》原载1915年9月15日《青年杂志》1卷1号，是陈独秀为自己主编的《青年杂志》所写的发刊词，《青年杂志》后改名为《新青年》。

　　此文一开头，就点出一个令人深思的现象：“窃以少年老成，中国称人之语也；年长而勿衰（Keep young while growing old），英、美人相勖之辞也，此亦东西民族涉想不同、现象趋异之一端欤？”

　　由此，作者展开对中国青年的礼赞与呼唤，写下名句：“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

　　接着，作者向中国青年提出6项标准，希望青年能够担负起“新陈代谢”的使命，让中国社会“脱胎换骨”，“社会庶几其有清宁之日也”。这6项标准是：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朗读者中的文章原文、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其中“实利”指的是青年要关注和改变社会现实生活，不要流于空想玄谈。

　　《敬告青年》是陈独秀发动新文化运动的宣言书，在“五四”运动和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上均有重要的影响。

　　《雪地冰天两少年》则是一篇文言小说，1918年7月1日发表于《言治》季刊第3册。故事讲的是一位北方少年荷枪裹粮、冒险远行，“出万里长城，越大兴安岭，沿戈壁沙漠，经库伦”，行于“黄沙迷日、白草萦足、雪地冰天”的阿尔泰，夜遇黑熊而击毙，遥见群狼围困一少年，少年性命危在瞬息，北方少年猛击群狼,“狼死泰半”,少年得救。原来被救者为四川盆地少年，他“自蜀西入藏，经新疆”而至阿尔泰。两少年一见如故，志同道合，通宵畅谈，立下壮志，要开发西北。次日，两位少年迎着朝阳，踏上希望之路，直奔理想之地。

　　《雪地冰天两少年》不仅阐发了李大钊对西北地区开发的构思，而且宏阔地表达了他对未来社会的前瞻性思考。小说发表后不到一年，“五四运动”爆发。

　　1915年的陈独秀，1918年的李大钊，都还没有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但是他们不约而同寄希望于青年，想要改造国民性，为国家、民族寻找一条新的出路。“建党百年百篇文学短经典”将这两篇作品定位为“前驱者”，再合适不过。

　　新中国成立不到一年，朝鲜战争爆发，新生的人民共和国面临严峻挑战，作出了“保家卫国、抗美援朝”的决策。

　　这是一场武器装备非常悬殊的较量，但是我们打赢了“立国之战”，这一可歌可泣的壮举，自然而然地震撼了、振奋了一大批文艺工作者，也就理所当然地在文学艺术领域得到了充分的反映。比如著名的抗美援朝题材电影《英雄儿女》，就是由巴金的小说《团圆》改编而来。

　　而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则是书写抗美援朝的代表作，曾经收入中学课本，是包括笔者在内的几代人的集体记忆。这篇新闻报道在人民日报头版刊登以后，批示：“印发全军。”周恩来则在1953年第二次文代会上讲话时，推开讲稿对着话筒大声说：“在座的谁是魏巍同志，今天来了没有？请站起来，我要认识一下这位朋友，我感谢你为我们子弟兵取了个‘最可爱的人’这样一个称号。”

　　新生的国家需要新生的线个字从魏巍笔下流出，进入共和国经典话语库；任何情况下美文100篇，只要说出这5个字，所有人都知道这是在歌颂谁、赞美谁。

　　魏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说：“《谁是最可爱的人》这个题目不是硬想出来的，而是从心底跳出来的美文100篇美文100篇，从情感的浪潮中蹦出来的。”

　　《谁是最可爱的人》一经面世，马上脍炙人口；相比之下，《洼地上的“战役”》则是命运多舛。小说大胆地涉及了战争中的爱情问题，但是绝不仅仅停留在爱情这个层面上，而是用爱情线索来烘托人物塑造，将志愿军两个侦察兵在前线的一次潜伏行动写得惊心动魄、荡气回肠，说是“战役”也毫不为过。特别难能可贵的是，小说中的几个重要人物，个个形象饱满，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性格美文100篇、逻辑和信念行事，所有的情节冲突都无比真实可信，而又成功地服务于主题。

　　小说塑造了“改革家”乔光朴坚毅的英雄形象，应和了变革时代的人们渴望雷厉风行的“英雄”的社会心理，成为改革文学的开山之作。

　　1978年，中国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和实行改革开放的决策，用文学为四个现代化“鼓与呼”成为文学工作者的使命。1979年朗读者中的文章原文，《人民文学》的编辑来到天津，向工人作家蒋子龙约稿。作为车间主任的蒋子龙对当时中国工业系统存在的种种弊病和困境有着切身体会和深入思考，只用了3天就完成了《乔厂长上任记》。

　　《乔厂长上任记》开辟了中国工业题材小说的新局面，成为中国改革文学的开山之作，其情节模式，如“新官上任”“改革与保守相斗”“改革+爱情”，成为后来者竞相模仿的对象。

　　1979年小说发表后，引起强烈反响，以一万三千多票的得票数获得1979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第一名。

　　2018年12月18日，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党中央、国务院授予蒋子龙改革先锋称号，颁授改革先锋奖章，他并获评“改革文学”作家的代表。

　　《高山下的花环》首发于《十月》1982年第6期，开了以悲剧形式反映战争和军营生活的创作先例，是军旅小说的一个决定性突破。

　　小说大胆地揭示了矛盾，展现出深广的社会内涵。部队参战在即，指导员却魂不守舍，一心搞“曲线调动”；大战前夜，夫人打电话到前沿指挥所为儿子开后门；靳开来为国捐躯，却没有军功章；梁三喜所留的“遗书”是带血的欠账单；薛凯华死于“臭弹”等等。小说同时展现了中人具有的坚韧顽强、英勇崇高的内在力量，歌颂了高尚的道德情操。小说发表后，先后有74家报纸全文连载，50多家剧团改编上演，曾创下单行本180万册的印刷量。

　　“鲜花岭上鲜花开，花开时节红军来，红军来了为百姓，平等世界人是人”，徐贵祥在鄂豫皖苏区采访调研时，听到了这首红军当年的歌曲。他找到一张《土地时期建政示意图》，从图上看到了规划中的流波市区、列宁中学、图书馆、电影院、拖拉机厂、集体农庄、飞机场……也就是通过这张图，他看到了者的初心，“我感受到同文化、同文艺、同文学的关系。设计绘制这张地图的那群人，不仅是者，也是文化人，那张地图不仅显示了理想和军事谋略朗读者中的文章原文，还长久飘动着浓浓诗意。”

　　当年红军规划中的“流波市”，如今隐身响洪甸水库之下。徐贵祥一直在想，那座想象中的苏维埃城市真的被淹到水下了吗？当年那些扎着绑腿的红军战士，他们的灵魂也许并没有离开朗读者中的文章原文。由此，他开始创作《鲜花岭上鲜花开》，他写活了21世纪一个精明的亿万富翁。富翁要寻找家族的光荣，搞清楚一段一段隐秘的历史，却触摸到了者的初心，最终救赎了自己的心灵。